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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廉
这“清廉”二字，从唇齿间轻轻吐出，便觉有一股山间清泉的凛冽，又似深秋月华的皎洁。它不热闹，不煊赫，独自静默在道德的高处，仿佛亘古以来便在那里，照彻着人心的幽微与历史的明暗。然而，这清与廉，究竟是何等滋味？它非椒桂之辛，非饴蜜之甘，倒像是一杯烹到火候恰好的清茶，初入口时，或有微苦，然一缕清芬自喉间回转，直贯灵台，涤尽尘虑，留下的，是那满腹的爽然与长久的安宁。
所谓“清”，是那源头活水，是心地的第一等工夫。它要人如明镜，不惹尘埃；如止水，不生妄波。昔年孔明自表后主，言其“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孙衣食，自有余饶”，至于“不别治生，以长尺寸”，乃至“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”。这一番剖白，何其坦荡，何其清澈！这“清”，便是他“鞠躬尽瘁”的基石。心若清，则志趣高洁，目光辽远，世间五光十色的诱引，便如浮云过眼，动摇不得那心中的一点灵明。这境界，好比周敦颐笔下的莲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。这份“清”，是向内的修为，是与自我欲望的一场不动声色的角力，胜得此关，方有那玉壶冰心，可鉴日月。
而这“廉”，则是“清”的锋芒，是于世间行事立身的棱棱风骨。它关乎取舍，系于毫厘，在那一丝一缕、一铢一厘的取舍间，立起人格的尺度。《孟子》说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。”这微妙的界限，恰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。春秋时，宋国的子罕，有献玉者以宝玉馈之，子罕坚辞不受，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：“我以不贪为宝，尔以玉为宝，若以与我，皆丧宝也，不若人有其宝。”这“不贪”，便是“廉”的灵魂。它并非矫情拒物，而是深知，有些东西，取之则人格玷污，精神的殿堂便要坍塌一角。这份“廉”，筑起了人格的堤坝，令其在滔滔浊世中，得以屹立不摇。
然而，天地间至为难得者，莫过于这清与廉的相济相生。心不清，则廉如无根之木，纵能勉强一时，终将在利欲的风暴中摧折；行不廉，则清似无蒂之萍，所谓的淡泊高洁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，自欺欺人罢了。唯有内养一份清澈之志，外守一份廉正之行，方能如千仞璧立，不为私欲所撼。东汉的杨震，暮夜却金，对那馈金的王密道出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”的警语，这雷霆般的八个字，正是那内蓄的“清”与外显的“廉”轰然交汇所迸发的光辉，照得那夜行之人，肝胆俱裂，无地自容。
于是我们方始了悟，清廉的终极境界，并非一种刻意的苦行，亦非邀名买直的工具。它源于对宇宙人生的一种通透认知。《道德经》有言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大千世界，扰扰纷纷，人所欲求者无穷，而所能得者有限。若一味奔竞，孜孜以求，心为形役，何异于蛛网缠身，作茧自缚？唯有知其所止，安于所足，方能从这无尽的追逐中解脱出来，获得精神的独立与自由。这份自由，比任何爵禄财货都更为沉重，也更为轻盈。它是沉重的，因它承载着人格的尊严与灵魂的纯净；它又是轻盈的，因它卸下了欲望的枷锁，使人可以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”，行于天地之间，一身明月，两袖清风。
这清廉，便如一曲古老而悠远的琴音，不在庙堂喧闹处，只在幽谷松风间，泠泠地响着。它等待着每一个行路的人，在名利的歧路口，在欲望的深潭边，能驻足片刻，听一听那来自心灵深处的、清越的回声。那回声说：人之一生，所求为何？所宝为何？答案，或许就在那“不贪”的坚守里，在那“清芬”的留余中。
